其实配资伐，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画蛇添足了，明朝人就已经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了。
郑廉的《豫变纪略》，知名度很高了。但真的认真去看了的人不多，其实也不用看完，在序言里面，郑廉就将这个问题解释得明明白白。
郑廉说，农民军可以平定的时机有三个，不能被平定的原因有五个。
不能被平定的原因。
一、流寇所经之地的壮丁即成其兵员，无需征调。
流贼所遇之丁壮即其兵，而不烦征调，一；
这一点上很好理解，晚明饥荒十分普遍，正如马懋才在奏疏中所描绘的百姓惨状：
于是，死者枕籍，臭气熏天，县城外掘数坑，每坑可容百人，用掩其遗骸：臣之来时，已满三统有余，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，又不知其几矣。
大批农民失去生计，沦为流民，这些都成为了农民军无尽兵源。
为什么、屡屡遭受重击，却能死灰复燃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流民太多。
而李自成逃入商洛山中配资伐，出山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拉出了一支百万大军。
所以说，如果不消除流民，就无法彻底击溃起义军。
其二，农民军所掠之粮储即成其军饷，不用转运。
流贼所遇之盖藏即其饷，而不用挽输，二；
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自成攻下洛阳，将福王的库藏粮食拿出来发给百姓，并用作军饷，其势力大增。而张献忠在攻下襄阳之后，获得城里的补给，杨嗣昌也难以再制服他，最终杨嗣昌只得自杀。农民军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，是明军所不能的。
其三，遭遇官军时，能战则战，每破城池、覆军队，其势力反增，而无人能以军法约束。
遇官军，能战则战，堕城覆军，其势益强，而无人得绳以法，三；
农民军不是没有打败仗的时候，比如在高迎祥在黑水峪被俘车，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在陕西遭受重创等等。但是农民军打了败仗，并不需要惩处将领，因为败了就被明军杀了或者俘获了，也没机会来惩处了。而明军不一样，光是被杀的巡抚、总兵就比比皆是，比如贺人龙、邵捷春等等。
其四，农民军不能战则逃，即便丢弃辎重、老弱被歼，他们沿途劫掠二三日即可恢复原状，官军却无法追踪其去向。
不能战则走，虽弃其辎重，斩获其老弱，彼所过剽掠，二三日旋复其旧。我军已不能问其所往，四；
农民军攻入城池之后，第一要务并非是搜寻财物，而是寻找牲畜。甚至这种习惯在攻下北京城后依旧如此。李自成三月十九日攻下北京，二十日，士卒就挨家挨户搜马骡。
二十日，添各门兵，及尽放兵马入城。而各兵至士商民家，搜集马骡略尽无遗者。 ——《流寇长编》卷十八《甲申剩事》
因为骡子可以驮行囊，马匹可以急行军。张献忠在奔袭襄阳的时候，正是利用马匹的高机动性，从杨嗣昌的鼻子下面溜走，达成了战略目标。
而明军也因为农民军的高机动性，而称其为“流寇”。
而且农民军的军饷辎重都是缴获而来的，在关键时刻能够抛弃财物保命。玛瑙山之战，张献忠惨败，穷追不舍，张献忠将金银抛洒在路边，明军将士疯抢，张献忠才得以逃命。
其五，当时将帅多养成养寇自重之风，皆不愿全力剿贼。而奉命督师者多是文人，畏惧矢石，不善骑马，武将轻视他们，不肯效死力。即便偶有胜绩，终不能竟全功。
其一时将帅习于养寇，皆不肯杀贼。而受命视师者，率书生，惮矢石，不能跨鞍马。武士轻之，不为用命。虽一二获捷，终不能成功，五。
这一点上，有很多例子。比如杨嗣昌推荐熊文灿为总理军务，熊文灿原为两广总督，接触了大量西方火器，所以他精选了2000名火枪兵与自己一起北上。但熊文灿初来乍到，左良玉并不服他，故意制造矛盾，并称“制府自有亲军，何必用吾辈杀贼！”熊文灿无可奈何，只得留下5哦人，将剩余火枪兵全部解散。
而左良玉拥兵自重，不服文臣统领的情况很多，甚至连崇祯的亲信、大学士杨嗣昌前来督军，他也敢抗命。
有了以上五点，农民军不能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最后，郑廉感叹道：洪承畴、卢象昇、孙传庭，总兵如曹文诏、虎大威、左良玉、曹变蛟、猛如虎、尤世威、周遇吉、贺人龙、黄得功、高杰等，这些人无一不是人才，但崇祯帝却在朝堂上感叹：自杨嗣昌以后，再也没有能督师平贼的人才了。
嗟乎！其可平之机，皆失之矣。而其必不可平之势，又听其自然，而不能大有所变更以为之计。痈溃河决，而犹拘文法；豕突狼窜，而尚务因循。今日遣一将，明日命一督，上曰平流贼，下亦曰平流贼。嗟乎！吾不知流贼果何以平也！当其时，使督师皆如杨嗣昌，总督皆如洪承畴、卢象昇、孙传庭，总兵如曹文诏、虎大威、左良玉、曹变蛟、猛如虎、尤世威、周遇吉、贺人龙、黄得功、高杰等，虽或桀骜，亦不敢不用命。左提右携，兵食足继，无论其在秦也，即在楚、在豫，事皆可办。惜也，秦无人也，仅能十指更弹，而不能为一握也。是故帝尝临朝叹曰：“自杨嗣昌殁，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。”痛哉斯言，不知当日朝士亦汗浃重衣否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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